E-journal:历史观念与革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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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念与革命方式

                        ——20世纪2040年代的国共

王 菲

正规澳门赌场网站正规澳门赌场官网   江苏南京   210093

[提要]在内忧外患、民主化“回潮”的年代,国共两党共同选择了“一党模式”的集权道路。但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争论表明,两党分别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分析”和“阶级分析”模式,这导致他们在革命方式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即使不决定其成败,但也一定是决定因素之一。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确立,其理论模式逐渐转向“系统分析”,政治文化向传统回归,要开创中国政治发展的健康途径就必须寻求新的政治“张力”。

[关键词]政党 政治发展 历史观念 革命方式

一、政治发展中的政党

中国传统历来以党派观念为耻,认为“结党”必然“营私”、有害政治稳定,一切国家政事皆取决于以皇帝为首的贵族、官僚体系,强调“政出一孔”。这种观念非中国独有,欧美国家也曾对朋党有所诟病。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对“党派精神”有过如此诘难:政党“往往干扰公众会议的推行并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派系对立,有时还煽起骚动和叛乱。它为外国影响和腐蚀打开方便之门,后者可以轻易地通过派系倾向的渠道深入到政策机构中来。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受到另一个国家政策和意志的影响”[1](P373)

不论中西,归咎于政党的种种弊病,实为“朋党宗派”热衷于攻伐乱政的病象,却并不能适用于现代意义的政党。在政治发展的初期,政党新兴,朋党倾轧现象往往严重[2],但论其原因不应归结为政党之“弊”,而是由于稚嫩的政治制度难以整合剧烈分化的社会利益,或可更直截了当地认为,“医治这种痼疾的良方就是政治组织,而在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中,政治组织即意谓着政党组织”[1]P374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特有的现象,“现代政体的独具制度……就是政党。”[1]P83其他制度,如官僚制、议会制、选举制,甚至宪政、内阁等,在之前都已有过。政党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不可或缺,担负着“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1]P366的重要使命。基于这种观念,我们在探讨尚处于发轫期的政党政治现象时,必须以历史的眼光将其纳入到政治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囿于学识浅薄,笔者难以企及如此高度,但仍希望通过本文做些微尝试。

二、国共的共同追求

中国的政党萌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于1894年创立兴中会、又于1905年创立中国同盟会,初步具备了现代政党特征。此后,同盟会在民国初年演变为国民党,后来又演变为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现代政党的特征日益完备。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寄希望于自由主义宪政道路,通过议会政治、政党竞选的方式实现“三民主义”。1924年孙中山“以俄为师”对国民党进行改组,表明其最初愿望的破灭,也预示着“党治模式”的开始。“19248月的一天,……孙中山升起了鲜艳的红色旗帜以代替民国国旗(五色旗),……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青天白日……它预示着……只认同于一个独特的政治党派。[3]( P270-271 )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新国歌[4]明确地以“三民主义”作为歌颂主题: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表达了对一个特殊政治党派的忠诚。

孙中山政治“转向”的直接原因是其多次政治挫折:宋教仁案、袁世凯解散国会、猪仔议员、广州商团案、陈炯明反叛”……当孙屡遭失败之际,中共及共产国际不失时机地与其接触。不久,这种影响就显现出来,孙表示: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5](P189 此后,孙中山明确推崇俄国的一党制,着力从三个方面加紧国民党改组进程:一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二是建立党军,三是强化组织宣传工作。“他(孙中山)只对一种国家感到满意,既建立在高度纪律性和高度集权化的革命政党模式之上的国家,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列宁主义的党治国家。”[3]P25

孙中山的政治策略“转向”直接造成了国民党改组,国民党改组则为国共两党都带来了新生。在结束北洋统治、开启国民党主政历史的同时,共产党得以合法地发展壮大。获得新生的两党必然地承继了此次改组的“基因”,即强调“本党之主义”、追求以“党”治国统军的“党治模式”,并且在“变异”中不断强化着集权色彩。

国民革命胜利后,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其党内派系分立、各地军阀纷争,蒋介石急需树立权威,以期实现“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为此,蒋竭力强化“一党专政”,甚至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热情的羡慕者”[6]P54

“法西斯”本无贬义,是指罗马执政官手中的权杖,象征着无上权威,其被“妖魔化”乃在二战之后。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眼中,并非一种有害的或倒退的形象,反而它因为德、意的迅速崛起而“站在历史的前列”[6](P54。蒋介石派遣军官留德、约请德国顾问,并在演讲中表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对衰弱社会的刺激……法西期主义能不能报中国?我们回答:可以。法西斯主义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6](P54这种诉求在当时中国颇具号召力,报刊杂志上多有鼓吹专制的呼声。众多熟谙自由主义政治学说的学者,都转而为“独裁”正名,包括曾极力反专制的学者,如钱端升、萧公权等都主张党外无党、党内无派[7](P307-325)

政治意识必然表现为相应的政治实践,蒋成立复兴社、别动队等秘密组织,强化组织能力。同时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力倡“新生活运动”,以期“把我们的革命精神传播到全国民众中去,使他们对我们的组织充满信心”[6]P83。经此种种,对蒋的个人崇拜逐渐形成。193610月,在为其祝寿的活动中已经明显存在着“自发的热情”,“蒋介石正被相当多的中国人当成一个真正的、不可丧失的民族领袖,甚至在西安事变以前已是这样”[6]P325,而在西安事变期间国人“期盼领袖归来”的呼唤更确定地证实了的确部分地存在着这种“自发的热情”,其性质并不异于上世纪60年代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同样地,国民党改组“基因”也深切地影响着共产党的发展。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行动表明,“一党”模式自始就是他的选择。毛泽东曾于1925年秋起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历时8个月,这段时间恰是国民党在宣传、控制舆论等方面表现最出色的。在改行新国旗、确定新国歌的过程中,毛泽东以其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资格,表达了对改变革命徽章的支持[3]P283。费约翰分析认为,在建立党治国家……等方面,孙中山都是毛泽东的导师[3]P30,此论或有不当,但可以肯定,毛泽东和孙中山同样地深受俄国人的影响,笃信“列宁主义”、强调“党务进行”,其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政策纲领从未有悖于此。

白鲁恂指出,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儒教列宁主义政党[8](P365)。他强调了国共两党的共通之处,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阐释此说:双方都有孔孟情怀(为生民立命),宣称自己代表着独特的中国人民;都宣称将举“主义”大旗引领人民实现独立、民主、富强,国民党以“实现大同”为追求,共产党以“共产主义”为理想;都以政党组织为根本准则,强调以党治国、以党统军;都强调领袖、导师、舵手的作用。另外,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并非共产党的专利,国民党早期也曾在理论上诉之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孙中山曾宣称:三民主义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胡汉民、戴季陶等国民党左派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初,就致力于翻译、运用马克思主义[9]。当然,两党对马克思学说的诠释上背离甚远,一定意义上说,这在思想根源上昭示了双方此后政治主张的对立,此乃后话,且不赘述。

三、集权主张的历史性

国共都倾向于一党模式的集权主张,而且得到了留学欧美、曾经力倡自由主义的学者们的高声附和,这种“历史的选择”绝非偶然。这既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政出一孔”的“帝王思想”有关,但更是由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状况及所处国际环境所决定的。

美利坚创建之初,麦迪逊等人就洞察到:在规划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难题是:你必须首先使政府能控制被统治者,然后你必须使它能控制自己。[10](P264 )经过沧桑历史的验证以后,亨廷顿重提此论,仍有振聋发聩之效,他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缔造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可能无秩序而有自由。[1](P373)当我们回首检视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史时,必然由衷地钦佩他们的智慧,多少次对自由的呼唤湮没于无秩序的乱潮之中。在政治发展的初期,社会力量不断膨胀、公共领域迅速爆发,如果缺乏广泛而统一的社会政治认同,没有开明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及高效统一的行政系统,政府就无力实施改革,改革的方向和节奏就必然流于失控。清末新政、民初宪政都以惨痛教训对此做出了证明。因此,国共的集权路线,在当时而言,是有历史合理性的。

当时的中国可谓内忧深重、外患频仍。就国内而言,由于政治体制无法吸纳社会政治势力,政局混乱。不但国共趋于破裂对立,而且当政的国民党内部充斥着派系斗争、军阀割据,因而它始终只是一个“弱势政党”[11]。仅以军事力量割据为证,表一清楚地显示,中央军无丝毫绝对优势可言。在那个“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军事力量的割据必然地导致政治上的权威缺失。

表一[12](P16)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内部各军事集团的状况

派别

首领

地盘

兵力

中央军

蒋介石

6个省

60

桂系

李宗仁

4个省

30

西北军

冯玉祥

6个省

42

晋系

阎锡山

4个省

30

东北军

张学良

4个省

23

赞成独裁的气氛,还因为国内弥漫着的文化悲观情绪而得到滋长。自晚清以降,持续的民族屈辱使人们民族自信低落,对中国传统乃至种族产生怀疑、绝望,也对民主道路产生幻灭感。正如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一样,不满、失望的民族呼唤着强权与铁腕,救亡图存、自强复兴的呼声压倒一切。

这种悲观情绪极有利于“唯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盛行,这其中就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科学主义”强调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性”,认为不同社会发展是“趋同”的,因而都可以预见、可以规划。列文森(J. Levenson)的研究[13]为我们提供了这种观念得以盛行的一种解释:历史主义消解了因西方入侵而产生的“历史与价值”之张力,它既通过将中国传统价值作为历史遗迹加以抢救,使得中国人勉强接受抛弃传统的需要;又通过承认现代西方的价值同样受时间限制,从而减轻中国人不得不抛弃传统时的自卑感。这一思潮的传播极利于民族主义的盛兴,因而也为集权主张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撑。在分析民族这一“想象”的社会形式得以产生的条件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强调了“时间观念”的前后变化:前者是永恒性的道德秩序的意识,后者是关于历史运动的意识,正是它使得“想象”一个民族成为可能[14]( P23-36)。“唯科学主义”兴起,抛弃了中国传统中永系不变的“道统”而诉诸历史“进化”,这一转变缘于强烈的民族文化自卑,唤起了强烈的要求集权、以图自强的民族主义情绪。

放眼彼时的国际局势,法西斯主义名声大噪、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方兴未艾,全球处于民主化的回潮期,加之日本步步进逼、国难危急……可以想象,当时国人选择“独裁”之路,时势使然。面对如此“内忧外患”,国共两党都选择了“一党模式”,这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

四、历史观念与革命方式

两党同样地寻求以集权方式实现民族自强,那么为何命运各异?本文无意于解决这一宏大问题,但将努力从历史观念和革命实践两方面探讨两党的差异,它们即使不决定其成败,但一定是其因素。

如前文所述,国共两党都曾致力于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然而即使双方同时声称服膺于此,但对其理解仍然存在巨大背离,这种背离是由于他们分别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可容许的两种分析类型——‘系统分析’和‘阶级分析’”,国民党人认定前者,而共产党人坚持后者。它们对社会历史持不同观念:前者“视社会为一个动态地相互关联的成分构成的复杂系统”,后者认为“阶级对抗决定所有成分的排列并为历史变革提供终极推动力”[9]。这种基本观念的差异,在1920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得到充分体现。国民党的理论工作者坚持“历史多元论”,认可“亚细亚模式”;共产党人士则坚持“历史一元论”,强调历史的单线发展[9]显然,“阶级分析”最适于革命的情势,虽然与之相伴随的历史“一元论”失之简化偏颇,但却更具煽动性、动员力,更有利于实施集权手段,以“猛药”化解复杂的社会病症。而“系统分析”则更适于应对社会“常态”。马克思本人摇摆于二者之间,在进行纯粹学理化的社会历史分析时采“系统分析”,但在以革命迫在眉睫的姿态观察历史时就采“阶级分析”。

理论上是否承认“阶级对立”,决定了两党在革命实践中的不同政策措施,本文仅以土地政策和文化政策为例进行阐释。首先,在土地政策上,国民党坚持既有土地政策、维护地主利益;共产党则推进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并分归农民。“南京的领导人有时候异乎寻常地极力保存地主制度”,“在收复了共产党曾实施土改的地区后,通常的做法是剥夺农民的土地,将其归还给原来的地主”[15]( P154),国民党不得不(即使并不情愿)适应于现行社会秩序。而共产党则从根本上撼动了传统乡村的经济社会基础,但同时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藉此成功进行了广泛的农村动员。亨廷顿指出,农民是最保守的,但同时也是最革命的,“得农村者得天下”,而“如果上台的政府都不能够得到农村的支持或默认,那么,政治稳定的基础就微乎其微了”[1]p266-267。中国的历史映证了这一判断,“正是依靠这些农民战士,中国共产党征服了全中国”[15]p337

再看两党的文化政策,尤其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蒋介石经常宣称新生活运动的目标是儒家的礼、义、廉、耻诸种美德”,“他非常崇拜晚清的伟大保守派儒家官员曾国藩、胡林翼”[15]p161-162,同时国民党恢复了对孔子的官方祭祀,宣布孔子诞辰为全国节日,鼓励学习孔子的经典著作。不论如何努力地论证恢复孔教仅仅是装扮“新生活运动”的外衣、其目的只是为了便于实现“全面军事化”,都不能否认国民党在实践中一贯实行着“保守的”文化政策。与此同时,共产党以明确的“斗争”姿态,表现出与传统文化坚决 “割裂”的态度。“郭沫若和郁达夫都在他们发表于1923年的文章中,使用了诸如‘无产阶级精神’‘阶级斗争’这样一些词语”,郭氏还在1926年发表的《革命与文学》中武断地宣称:“凡是新的总是好的,凡是革命的总是合乎人类要求的,合乎社会构成的基调的”[15]p457-458。这种革命化的文化方针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并在“文革”中达到最高潮。

易劳逸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只适合于变化缓慢的农业社会,但不能适应现代化需要,它引致了国民党政府的诸类行政弊病。中国传统社会关系呈现出权威依附模式,这造成人们只注重人际关系网、不讲抽象原则,而行政低效、贪污腐败、宗派主义、政治压迫等都根源于此。而共产党则由于清党的后遗症而获益,因为被排斥的共产党人在很大程度上不具有中国传统社会特征,他们“怀抱的理想主义和社会目标要比那些继续留在国民党阵营里的人多得多”[6]P381-382,他们用“革命文化”取代了“传统文化”,因此共产党始终能够具有极高的动员能力和行政效率,这是共产党最终胜利的重要原因。

表二:国共革命方式比较

党派        项目

革命类型

阶级划分

关注矛盾

革命使命

国民党

政治革命

模糊化

国家社会的矛盾

以国家重整社会

共产党

社会革命

强调独立

社会内部的矛盾

重构社会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国家

综合上述分析,两党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表达的不同历史观念、在马克思主义两种分析模式中做出的选择,与他们的不同革命方式是相一致的。若将两党的革命方式做一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革命类型、阶级划分、关注矛盾、革命使命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如表二)。共产党以在野党的姿态要求进行更具总体性、彻底性的全面革命,而作为当政者的国民党则不得不以相对审慎保守的态度“系统”地统筹全局。

五、结语

上世纪2040年代间,国共两党有联手、有对抗,他们的分与合左右着那段中国历史。在那个政局动荡、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他们共同呼唤着统一、集权和秩序,都寄希望于以“一党、一主义、一领袖”统领军政、号召全国。但两党自理论到实践所表现出的差异,使得他们采取了不同的革命方式,而共产党显然更具彻底性,这或许是其取得最终胜利的一个原因。而今回首,却绝不应当“以成败论英雄”,要认识到国民党“集权”的历史性,也不能够因其“保守”就断然认定为“腐朽没落”,这实与其对待历史所采纳的“分析模式”相关联。

正如前文所述,马克思本人是在“革命迫在眉睫”的时刻才运用“阶级分析”观察社会,因此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始终坚持这种“革命”、“斗争”的理念是不理智、不现实的。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的前20多年里,由于历史惯性一直没有放弃“阶级斗争”思想,最终引起的是社会经济混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而1978年的改革则明确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近年来又大力倡导“和谐社会”的建设,这实际上乃是向“系统分析”模式的回归。

再如易劳逸所言,“中共胜利之后,那些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要社会特征便开始在共产党阵营中出现了”[6]P382,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文革”就是他试图破解难题所做出的最大努力,并告诫在“一次、两次、三次或四次文化大革命”后可能还会有“反动思想”。然而那是势所必然的,“革”文化之“命”的努力终归失败,因为“由历史产生的,也需要由历史来解决。传统的建立绝非一日之功,其演进亦非一蹴而就”[16](P14)

那么,如果中国不能革除“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传统文化,那么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何在?在中国传统时代,鼎盛封建王朝的官僚机构之所以能够保证强有力,是因为“在皇帝和官僚之间存在着一种王朝的张力”,“皇帝们利用非官僚的政治势力——诸如贵族、宦官及满人等来保持这种区别,——以图平衡和控制官恢系统”[6]P348。但自晚清以降,这种张力不断松弛以至丧失,因此传统文化的政治功能日显“没落”。因此,要寻求中国政治发展,就必须重建一种新的“张力”,其途径再不可能诉之“革命”,而应在于寻求“以权力制衡权力”。

 



[1][]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

[2]参阅: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M].长沙:岳麓书社,2004

[3][]费约翰.唤醒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99

[4]民国初年的国歌没有任何党派倾向:“泱泱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廿二省为一家,物产腴,甲天地,天府雄国言非夸。君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堂我中华!结成团体,振我精神,20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兴伦?可爱哉,我国民!”

[5]孙中山全集(第7卷).P6-7《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的演说》。转引自:闾小波. 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6][]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7]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七)[M].北京:三联书店,2005

[8]转引自: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9][]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0][]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M](第51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参阅: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12]李守孔.国民革命史[M]。转引自:杨炳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3]参阅: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

[14][]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5][]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16][]勒庞.革命心理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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